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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涛:​透视石舒清的文学世界

发布时间:2016-08-07 阅读量:次 来源:《朔方》


苏涛,宁夏韦州人,文学博士。宁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回族文学与回族文化研究。


透视石舒清的文学世界

苏涛

石舒清是一位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回族作家。石舒清的文学世界与这个物质至上年代的某种内在关联:一方面他在描绘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另外他又与这个喧嚣的时代保持距离。石舒清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宁静的空间,在这里文学可以摆脱物质世界的诱惑,回归到精神活动的净土。但是据我看来,主流文学界至今对石舒清作品所提供的丰富当代中国文学多样性方面的启示,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石舒清的短篇小说,没有提供丰富的写作技巧,但几乎每篇都称得上是出色的,不可否认的是,他是时下文坛地地道道的短篇小说高手。他用平缓的近乎白描的文字极力维护着短篇小说的精致和纯粹;他对人性的关照和对人生的敏锐感知,描画着短篇小说应具的底色。倘若把石舒清的短篇小说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我们便可看到回族社会的众生相。更重要的是,由于石舒清小说的主题命意十分明确,从而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他作品的内在含义,并使我们得以发现隐藏在他作品内的文学观与人生观。石舒清的小说表面上大都以写实的手法捕捉回族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面貌,展示普通回族人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但我们不能忽略深藏在石舒清小说表层下深刻的文化价值和宗教内涵,这其中尤以短篇小说《红花绿叶》(原载《朔方》2001年第3期,《小说选刊》第5期转载,获第六届宁夏文艺评诡一等奖——编者注)最具代表性。

石舒清本人在关于小说《红花绿叶》创作谈的几点说明中写道,“然而它如果能成为我创作上的一个分水岭,就还是很值得的啊”。由此可见,对于《红花绿叶》,作者本人是给予了很高的期待,但事实上对于石舒清小说的接受程度而言,《红花绿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一般读者与评论家对于回族的理解,因为没有亲身体验或连带个人悲欢的经验,因而对于普通回族人的感触和行为或不解,或缺乏同情,似乎永远隔着一段不可言说的距离。石舒清的笔下体现的都是最普通回族人的日常生活,他只需记录下那些普通人即可。他笔下的人们不用加快脚步,不用赶上时代,没有所谓传统的包袱,也谈不上丢弃或保存的挣扎,他只需写出这种最真实、最地道的回族味道,《红花绿叶》即是这样一篇回族味极浓的作品。倘若说《清水里的刀子》用一个极致的宗教仪式展现出回族人的精神世界,给主流文坛提供了一种另类的体验和冲击的话,那么《红花绿叶》则隐藏了那把“刀子”,石舒清的表达更为不动声色,他对回族的描写和感悟是那样的亲切和熟稔,他甚至可以从一次上坟的体验,就可以创作出《红花绿叶》这样深刻展现回族文化真谛的优秀作品。我认为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这是一流作家和借民族、宗教之外衣进行所谓创作的文学匠人间的重要区别。宁夏籍回族作家的地域性写作使得作家们笔下的景致颇多相似,这里作品高低的判断就在于作家们对本民族文化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体悟,石舒清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因此,无论是丰富当代中国文学呈现方式的多样性,还是回族文学自身更为丰满的书写,石舒清和他的《红花绿叶》都应该得到相应层面更充分的肯定。在我看来,《红花绿叶》的主题命意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讨论,即男与女、灵与肉、生与死。实际上这三个角度又是互相关联、互相环抱,共同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内在经络。事实上,这三个角度也是石舒清文学世界所要探讨和表达的精神内核:即在“红花”与“绿叶”交织的时空维度里,谁是主角,谁是配角?

在石舒清塑造的小说人物中,一个重要的存在就是女性形象。而石舒清笔下的女性形象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如《旱年》里的萨利哈婆姨、《民间行为》中的花花、《留守》里的虎子媳妇、《节日》里的环环媳妇、《空宅》里的二奶奶、《秋日声响》里的祖布黛、《花开时节》里的宰乃拜等,这类女性形象是这些作品中作家所要描写的主要人物;还有一类女性形象较为特殊,如《清水里的刀子》里的马子善老人的妻子、《红花绿叶》里的马文山婆姨,这类人物作为作品中不在场的女性,她们并非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但却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实际上,我们往往忽略这些肉身缺席的女性形象,但是这些不在场的女性确是石舒清小说里最为关键的人物,她们看似是小说人物中的“绿叶”,实则是“红花”。她们大多无名无姓,却是石舒清文学中强大的存在和支柱。关于《红花绿叶》中马文山婆姨的一段描写很有意味:

无常的人叫李秀花。她现在在一张木床上躺着,从头到脚榐着白布。单人木床和白布使她显得比生时要瘦很多。人一死蜷曲紧张了一生的骨头就舒展开了。李秀花一生没有睡过单人床,她没有单独睡过。她一生也没有如此安静地睡过。要想在活着的时候像现在这样舒舒展展安安静静无牵无挂地哪怕睡一小会儿,那真是比登天还要困难。事实上村里有好几个叫李秀花的女人。必须要查看她们的身份证才能知道。而且亡人李秀花在其六十八年的人生中也不曾将李秀花这名字真正用过几次。如果村里人传言李秀花“无常”了,大家一定会纳闷,只知道是一个女人无常了,却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即使李秀花本人,人要是当着面喊她李秀花,她一定也要愣半天神才能理会过来。然而你要是说马良栋妈、马文山婆姨,大家就会一下子知道你说的是谁,就知道你说的是这个已经无常但还没有埋掉的女人。

这段文字是典型的“石舒清的笔调”,他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犹若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给别人讲述着自己对人生和死亡的独特体味。之所以将这长段文字摘录于此,在于这段文字传达的信息量十分丰富,可以说是石舒清笔下女性形象的一次集中表达。她笔下的女人都是隐忍、负重而又近乎纯粹的回族女性,她们看似普通却暗藏着令人惊叹的举止。也正是因为她们过于纯洁和温驯的品质,却正适于清澈内敛的石舒清的文字,《红花绿叶》中的女性形象即是如此。小说《红花绿叶》的情节很简单,柳风成婆姨与马文山婆姨之间关于五块钱的故事:马文山婆姨借了柳风成婆姨五块钱后的突然死亡,使得借钱这件事成了一个重大的秘密。事实上,对于普通的农村回族妇女而言,她们可以支配的金钱并不多,五块钱无疑是一笔不大不小却又不能忽略的数目。而石舒清在小说中所着力描写的正是柳风成婆姨围绕这五块钱而经历的各种心理活动,她如何面对一个死去的不在场的借她五块钱的妇女,如何处理这个“死去”却又真实存在的秘密。小说看似平缓、安静,实则惊心动魄。在男性支配的农村社会,作为“绿叶”的妇女在俗世里隐忍地活着和死去,而石舒清对这种沉默的隐忍了然于心,他对他笔下的柳风成婆姨与马文山婆姨充满了同情和怜惜,甚至是一种敬仰之情。在他的小说中没有所谓底层妇女这样的概念,石舒清大概不喜欢这样的辞藻,他不想高高在上地去描写她们,他属于她们,来自于她们,终将同样回到她们被埋葬的土地那里。石舒清大概不是所谓的女权主义者,却告诉我们在他看来谁是“红花”,谁是“绿叶”。

如同石舒清文学之于主流文学所处边缘的“绿叶”位置,石舒清笔下展现的同样是来自边缘的文明和边缘的生存状态。在《红花绿叶》中,柳风成婆姨与马文山婆姨之间关于五块钱的“秘密”这样一个故事,放到主流文学视野下似乎很难成为一个命题,但在石舒清这里,五块钱就不仅仅是一张(或几张)具体的钞票,而是具有灵魂的存在。与一般小说中灵与肉之间极端的、毫不妥协的挣扎所不同的是,石舒清笔下的灵与肉是浑然一体、彼此相伴相生的。作为一个拥有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双重文明给养的回族作家,作为一个本民族在新世纪处于边缘的西部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倘若没有宗教体验或者说不能很好地将这种深刻的宗教体验表达出来,是非常可惜的。让我们庆幸的是,石舒清做到了。我这里所说的“肉”,并不单是指肉身、身体,而是指与灵魂相对的物质世界。事实上,在《红花绿叶》中,让柳风成婆姨坐卧不宁的,并不单纯是借给已成亡人的马文山婆姨的五块钱,而是这五块钱背后承载的丰富的宗教含义。这笔未被偿还的债务无论对死去的人还是活着的人,都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小说事实上涉及到伊斯兰教中的口唤问题,即穆斯林在死前应该偿还他生前亏欠他人的一切,而财务亏欠仅仅是其中很浅层次的部分。在伊斯兰教关于口唤的解读中,物质层面的亏欠从来不是问题,灵魂内里的解脱才是真正的核心所在。在《红花绿叶》中,石舒清通过两个最普通的回族妇女传达出他对口唤的理解,而其中最打动人心之处就在于对柳风成婆姨心理活动细致入微的展现,真实到让人震惊。石舒清在《红花绿叶》中并未给读者就这两位妇女做任何道德层面的暗示,而是从普通回族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描写他们。从这个角度上说,石舒清颇像沈从文,他笔下的西海固世界又像极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里面的人物没有所谓道德痕迹,作者反而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回到小说文本本身,石舒清在关于《红花绿叶》的创作谈中提到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时说:“当一个与亡人不相干的女人哭弯了身子送葬时,当亡人被埋在一片坚硬的只生不驯野草的山坡上时,我觉到一种苍凉冥然的古意轻轻袭来,我觉得忧伤而又充实。我觉得是可以写一篇东西的。”作者感受到的“苍凉冥然的古意”通过小说中柳风成婆姨给死者上坟完整地展现出来,在写实与写意之间让生者在信仰的时空里与死者统一了、和解了。与死者灵魂的和解是柳风成婆姨生命的全部意义,除此之外,她不在乎也看不见现实生活的艰辛和痛苦。可以说,生命的瞬间和永恒这二者在《红花绿叶》中被石舒清毫无缝隙地连接在一起。在这里,石舒清并没有用多么深奥的宗教学、社会学或心理学的方式去探讨柳风成婆姨的心理活动,而是用地道的文学方式传达出了那种形而上的,却又具有广泛普世性和震撼力的人生真味。石舒清的文字透漏出他是有足够的宗教悟性和生命体验的作家,这使得他的文学变得厚重而不失温度。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搏斗和统一中,石舒清通过柳风成婆姨这样一位最普通的回族妇女告诉我们,在他的文学世界里,谁是“红花”,谁是“绿叶”。

品味石舒清的文字会发现他的文学世界是一个均衡的存在,是一个封闭却又无限开阔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节拍、自己的表达方式。纵观石舒清的小说创作,从他创作伊始,其主旨的格局就已定下,不过是普通回族人的生老病死这些人生基本的永恒现象,以后他越来越坚定地固守着这一创作主旨。他笔下人物的人生没有经历大风大浪、大起大落,他们从出生到死亡伴随其一生的不外乎就是那些日常琐事,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死亡。而即便是表现死亡,石舒清依然是那样平静、安然。如果说孙犁的超脱是因为“文革”亲身经历过的极端痛苦,让他对人生达到解脱甚或超越的大彻大悟,而石舒清的平缓则是因为他将现世放到了永恒的伊斯兰的时空维度里,并由此看到了人生的短暂、人类的无力。因此我们必须回到伊斯兰的文化语境里才能深刻理解石舒清的文学,倘若不如此,那只能是隔靴搔痒、雾里看花,终究看不真切、看不清楚。说到展现死亡,马金莲的《长河》无疑是近几年回族文学中此类题材的代表作品。但与《长河》中对死亡有层次的直接展现不同,石舒清在《红花绿叶》中对死亡的书写十分克制和含蓄。他在成名作《清水里的刀子》中对死亡的表达已经显示出他超越一般作家的才能。在石舒清的文学里,死亡从来不是命题,怎样展现死亡才是命题。正如《红花绿叶》原本的题目《亡人的分量》所传递的那样,石舒清试图通过两名普通回族妇女的生与死,揭示出伊斯兰教对生命个体的永恒关怀。在小说中,石舒清将生与死放置在一个平行的时空中进行对话,这让人想起《清水里的刀子》的结尾“他从来没见过这么一张颜面如生的死者的脸”。死亡从来不是生命的终结,此岸的现实人生或许并不完满,但彼岸的精神家园却是永恒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无限延长交织在一起,叠加了他笔下人物丰富的人生厚度。石舒清忧郁善思的性格以及他对伊斯兰苏菲精神的独特感悟,使他的文学世界充满了诗意和哲思。我想借此讨论《红花绿叶》生死主题的机会,同时探讨一下石舒清对人类命运的看法。我认为,他显然不相信一个人的人生遥控器可以握在自己手中,冥冥中存在的命运之神,已给每个人拨派了属于他自己的定然。在《红花绿叶》中,石舒清将他对人世的洞彻分享给了读者,我们大概会明白在他那里是生更重要,还是死更重要?生与死,谁为“红花”,谁为“绿叶”?主角是谁,配角是谁?

事实上,灵与肉、生与死这些命题对于文学而言,都是最大的命题、永恒的命题,那么石舒清是如何将这些命题有机黏合在一起的呢?答案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可以说,石舒清是回族文学中回族特征最为明显、民族宗教意识最为自觉的作家。在我看来,倘若失掉了伊斯兰教这样一个精神内核的话,所谓回族文学也仅仅是表面而已。另外,当下的文坛充斥着各种外国文艺思潮,各种先锋写作,这些使得读者在面对石舒清的作品时不无困惑:这位获得过鲁奖的中年作家身上怎么看不到时下文坛流行的市场化写作呢?事实上,这也正是石舒清的独特价值所在,地理位置上的空间边缘与回族伊斯兰的文化边缘没有让他的文学失去分量,反而让他的文学独特而不失厚重。正如回族评论家达吾在《发现不屈不挠的精神——石舒清小说印象》中所说的那样:“石舒清的短篇写作正在树立着一个文学的标尺。我认为,这个标尺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更是方向性的———拒绝浮华,给精神留一方宁静。”

[责任编辑 曹海英]

原载《朔方》2016年第6期